没有脉搏的人：把“心脏”装进背包里

  如果你第一次见到毛叔（化名），你很难察觉到他的异样。

  他60岁出头，身材中等，能开车，能做家务，甚至能做一桌好菜。在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的门诊大厅里，他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来复查高血压的中老年男性没有区别。

  不同的是，他没有脉搏。“老中医是把不到我的脉了。”毛叔开玩笑说，“护士抽血也找不到血管，因为血流是平的。”

  毛叔的心脏里，住着一台被称为“左心室辅助装置”（LVAD）的机器，俗称“人工心脏”。在医学定义里，这是终末期心衰患者在药物等内科治疗手段失效后，在等待心脏移植前的一个关键生命支持选择。而在毛叔和他的病友们看来，这是他们不得不背负的“第二条生命”。

  一、一根新的稻草：当药物与移植都触不可及

  在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前，心脏的崩塌往往是无声但剧烈的。

  对于20多岁的小伙罗大海（化名）来说，崩塌发生在他大三那年。作为学校排球队的一员，他习惯了在球场上跳跃，直到有一天，胸闷气短让他连平躺睡觉都成了奢望。

  对于70多岁的苏州刘阿姨（化名），崩塌是长达五年的漫长折磨，从最初的胸闷到后来连喝水都会呕吐，她数次被救护车拉走。

  这被称为“终末期心衰”。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夏瑜这样描述这种状态：“药物、起搏器、所有内科手段全部失效。病人可能只能卧床，稍微翻身都气喘吁吁，从痛苦到彷徨，最后陷入绝望。”

  人类的心脏是一个精密的双泵系统，左心室负责将富含氧气的血液泵向全身。当这个泵衰竭，生命就变成了一口逐渐枯竭的枯井。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心脏移植，但这依赖于稀缺的供体来源，无法满足广大终末期患者迫在眉睫的生存需求。

  对于无法等待或无法耐受移植的患者，左心室辅助装置已成为一项成熟且关键的终身治疗方案，是延续生命的关键支撑。它不是替换心脏，而是在左心室心尖植入一个泵，将血液通过人造血管直接打入主动脉。它不再依赖衰竭心肌的收缩，而是依靠磁悬浮转子的高速旋转，提供平稳持续的血流。因此，患者的自然脉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平顺的“平流”供血。

  对第一次听说此装置的患者来说，决定植入这台机器，无异于一场生命的豪赌。

  毛叔是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的首例LVAD植入患者。那是2023年6月，他已经在心衰中挣扎了20年，新冠感染后情况急转直下，连如厕、说话都费力，夜晚无法平卧。当医生提出可以考虑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时，他和家属没有犹豫。“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不考虑，就是一定要装……”毛叔的妻子回忆说。

  罗大海则是经历了10小时救护车长途转运来到上海的。因病情太重，父亲多方打听后，联系到了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的院长孙立忠。这个年轻人患有严重的心衰，并且主动脉关闭不全，心脏大于正常人两倍，即使完成了心脏瓣膜手术，心肌也像一根被拉过极限的橡皮筋，彻底失去了收缩力。在ICU里，他因为室颤（心脏骤停的一种形式）被抢救了数次。心肺复苏、电击除颤，每一次都是在鬼门关门口徘徊。

  “当时在ICU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但如果出院了，他可能就活不下来。”德达医院的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彭昊回忆说。

  LVAD植入术是心血管外科领域技术较为复杂、风险较高的手术之一。 主刀医生必须在搏动的心脏上，于极其薄弱的心尖部位进行毫米级精度的开孔与缝合，将泵体稳固植入。任何偏差都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大出血或装置功能不良。

  为了手术保驾护航，医院的心衰MDT团队迅速启动。 团队由心外科、心内科、重症监护、麻醉科、影像科、康复科及临床工程专家组成。他们围绕罗大海的病例进行了多轮深入讨论，反复推演手术的每一个细节。

  他们深知，这场手术的考验贯穿始终。例如，在启动LVAD的瞬间，如何维持全身循环稳定，同时避免右心室因前负荷突然改变而急性衰竭，是麻醉与外科团队面临的巨大考验。这需要基于肺动脉导管和经食道超声的实时监测数据，进行分秒级的精细调整。此外，心脏手术本身需要抗凝，但LVAD植入对止血的要求又非常高。术中必须精准控制抗凝药物的剂量与时机，在确保装置内不形成血栓的同时，严防术野广泛渗血。

  罗大海就是这样成功接受了左心室辅助装置的植入。装置运行后，罗大海的情况好了很多，很快，他恢复得像正常人一样走路，回来复查时，孙立忠院长一看到他就笑了：“你胖了，状态看起来好多了。”

  之前，孙立忠动用了医院和自己的一切资源，为年轻的罗大海筹措了69万元善款。而经历了生死相搏的毛叔，想得很通透：“钱是身外之物，没了命，钱也没用。”

  二、与机器共存：一场需要终身协同的紧密“共舞”

  手术室的无影灯熄灭后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
  当患者从麻醉中醒来，他们会发现自己多了一条“生命线”。一根从腹部穿出的电缆，连接着体外的控制器和两块电池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装置，它彻底重构了他们的生活。

  罗大海现在每天的生活围绕着电量展开。一块电池能用6-8小时，一个包里有4块电池，他必须时刻计算着剩余时长，像极了那些有着“里程焦虑”的新能源车主。睡觉时，他需要连接交流电；出门时，包里必须背着备用电池。

  洗澡成了一场精密的战役。刘阿姨发明了一套复杂的流程：用保鲜膜层层包裹电池，用特制的架子把设备高高挂起，用毛巾塞紧所有缝隙，防止一滴水渗入伤口或接口。

  还有重量。早期的设备重得像背着两块砖头，压得刘阿姨腰背酸痛。她自己做了改良，把斜挎的电池包变成有两个口袋的马甲，“两边受力均匀。”

  人与机器的“共生”中，一种新的平衡正在建立。

  那个曾经连上厕所都要人扶的毛叔，现在每天能走几公里，还能帮家里做点家务。曾经奄奄一息的罗大海，体重增加了20斤，开始在家里帮父母看店收银。连喝水都费力的刘阿姨胃口也好了很多，体重从出院的90多斤长到了118斤，甚至被老伴吐槽：“吃太多红烧肉了，少吃点。”

  “手术成功不是终点，而是全新管理的起点。”孙立忠反复强调这一点。

  左心辅助装置虽能救命，但也让患者成为了一群“走钢丝的人”。“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后，还是要面对血球的破坏、凝血因子的损害，还有脏器灌注不好所产生并发症等问题。”孙立忠说。

  机器的平流转动会对血液成分造成物理破坏，患者必须终身服用抗凝药。如果药量少了，机器里会长血栓，导致中风；药量多了，可能引发脑出血或消化道出血。这需要一种极高精度的平衡。

  这就是为什么“术后管理”极其重要的原因。因为这不仅仅是外科医生的手艺活，更依赖于涵盖心内、心外、重症、康复、护理及设备管理的终身、多学科团队照护体系。

  为此，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构建了严密的终身随访网络。每位LVAD患者都有专属的微信群，成员包括主治医生、护士，康复师和左心室辅助装置的工程师。

  “只要有问题，随时联系。”这不是一句客套话，而是郑重地承诺。

  刘阿姨曾因手臂肿胀，在医院多住了半个月，康复团队为她量身定制了恢复方案，一点点帮她恢复机能。“她那时是重点保护的大熊猫，医生护士都会问问她的情况。”刘阿姨的丈夫回忆说。尽管出院已两年半，毛叔仍觉得回医院复查是件亲切的事，“每次回来，像回到家里来一样，抽个血什么的，很坦然地回去了，因为感觉蛮亲切的。”

  罗大海至今记得，那位在ICU跪在他病床上坚持心肺复苏的护士，“医生每天都来查房，每天都会问行动了多少，吃了多少，能吃啥，不能吃啥都说得很清楚，连摄入量、摄水量也规定得很严格。”罗大海回忆说。

  在这个体系的支撑下，德达完成的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手术，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被控制在较低水平。毛叔已“带机生存”了两年半，罗大海也超过了半年，装置运转均一切良好。

  三、“两颗心，不怕了”：在束缚中重启的生命力量

  装上左心室辅助装置后，终点在哪里？

  “主要有两种路径。第一种，如果手术相关的心脏并发症，或者像急性感染导致的心脏损害，当他原发病治好了以后，心脏也就好了，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机器还能撤掉。另一种是可能装了以后仍然不能够恢复正常生活，那么患者可能还得要去做心脏移植，它就成为了心脏移植的过渡阶段。”孙立忠解答道。

  “我带着这个机器还能活几年？”这是刘阿姨和毛叔最想问的问题。

  医生们无法给出确切的数字，但数据给予了希望。孙立忠介绍，根据国际注册研究数据，LVAD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已显著提高，国外甚至已有存活超过10年的案例。技术仍在飞速迭代。未来，希望无线传输技术或许能剪断那根 “脐带”；更小型、更智能、血流模式更接近生理脉搏的新一代装置正在路上

  在未来到来之前，生活仍在继续。

  罗大海暂时休学，在给家帮忙看店，希望能回报父母。毛叔的心态变得更加积极，对他来说：“早上能看到太阳，吃得下饭，就足够了。”

  在采访的最后，毛叔背着他的“马甲”，站在德达医院的中央广场。如果不说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没有脉搏的人。他就像体内那台昼夜不息的机器一样，在生与死的缝隙里，找到了一种平稳、恒定、虽然有些束缚但依然有力的节奏。

  而在这背后，是上海德达心血管医院以权威外科技术为基石，构建起的覆盖“术前评估-精准植入-终身管理”的全周期、多学科终末期心衰治疗体系。这不仅是赋予一颗心脏新的动力，更是为陷入绝境的生命，提供了一套可靠、可及的解决方案。

  “这是我的保护神。”他拍了拍身侧的电池包，微笑着说道，“本来一颗心它吃不消，现在是两颗心在工作，你一颗心，我两颗心比你厉害，不怕了。”